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陆铭:从七普的人口变迁,看城市发展的一些知识点，和人口集聚怎么测算年龄呢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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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开始就上亿人口了，一直维持到清初，关键是康乾时期百多年的和平时间，人口增长到四亿，一般只要25年左右就可以翻番，四亿到八亿是很容易的。清朝人口上涨的历史可放在世界历史上看，这个时候也是世界人口膨胀的时期，即是工业革命时期。跟历史上农业革命人口暴涨是同理的。而中国在工业化大发展时期也一样会人口膨胀。

中国近代人口发展史考察

一、人丁数与人口数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1734年以前的数字与之后的数字之间的关系。对这个

问题在史学界是有争论的。据清史记载，乾隆皇帝有一天看了户部送上来的户

口资料，感叹地说康熙年代才千多万人，现在竟增到两万万人了。（见《清朝

文献通考》）好像乾隆皇帝都认为康熙年代的人丁数即人口数。

如果我们认为1734年前记载的丁数也是人口数，那么由1734年的27355462人

增加到1741年的143411559人，七年之间增加了4.2倍，年平均增殖率高达267‰，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又无大量国外人口涌入。相反，东南沿海人口在向海

外扩散。又有人认为雍正十二年以前人丁数是在原来有丁口赋的情况下大量人

口隐瞒的结果，1741年以后的人口数则是改变政策摊丁入地，老百姓解除顾虑

以后统计的实数。可惜这种解释不能与发布政策的年代吻合。案摊丁入地政策

的实施始自1716年，到172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施行，而且如果是逐步实施、

逐步解除顾虑，那么就有一个逐步扩大人口数的过渡时期，而不会突然增加四

倍。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数字截然划断，分别处理。

所谓"人丁"就是载入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户册人丁数不是全

部人口数，也不是全部成年男人的数目，要按照一定比例换算为口数，这个比

例就叫"口丁比"，即平均每个户册人丁相应有多少实际人口。所以我们所说的口

丁比与口户比的实际意义不同。口户比反映家庭平均人口数量的真实情况，因

而在一定社会状态下是较稳定的。而口丁比只是反映了真实人口与政府户册上

记载的丁数的比例，而不是社会上真实人口与真实人丁的比例，所以它是不那

么稳定的，必须具体分析推算。但一般说来，每户一丁，口丁比接近五。

从明清之际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判断，1646年（顺治三年）是当时人口曲

线的谷点。由1661年（顺治十八年）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年平均增

殖率为3.98‰，而1661年以前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下来，我们测算最多不过2

‰，用此数由1661年人数逆推1646年当有88486000人口。

二、清代各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根据推算，得到下表（前者为年限，后者为年平均增殖率）：

1646～1661，2‰

1661～1685，2.98‰

1685～1724，5.82‰

1724～1749，15.03‰

1749～1757，10.19‰

1757～1762，12.16‰

1767～1786，10.12‰

1786～1791，8.67‰

1791～1812，7.97‰

1812～1820，4.47‰

1820～1830，5.18‰

1830～1840，4.44‰

1840～1850，4.08‰

1850～1852，3.83‰

1852～1870，-11.52‰

1870～1880，2.57‰

1880～1890，3.65‰

1890～1898，5.10‰

1898～1911，1.74‰

----------

1646～1911，5.76‰

1661～1911，5.99‰

从上表可见，清代人口增殖率起初还是较慢的，因当时战乱尚未完全平

息，后来逐渐增快，呈上凹曲线。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增长最快，从

一亿二千万增到三亿。以后又逐渐降缓，呈下凹曲线，这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增

剧，各种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对人口的继续增长起着愈来愈大的抑制作用。社

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制度日益腐朽。1851年爆发了金田村起义。以后太平军

和捻军、苗军先后遭到失败，清军在曾国藩和帝国主义分子华尔之流的帮助下

暂时稳住了残局。这在人口曲线上的反映就是1852年到1870年总人口减少了八千

二百万，从将近四亿四千万一致降到三亿五千多万。这一下降把清代人口波段

分成了两个亚波段。第二亚波段以低于清代平均增殖速度逐渐恢复，到了清末

才恢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水平。

由此我们知道，清代人口增长虽然较快，但从年平均增殖率看，只有5.76

‰.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高于这种速度的年代比比皆是。令人惊异的不是单位时

间的人口增殖速度，而是这种增殖速度为什么持续这么久，除1852年以后的六

十一年外，有两个世纪都是这么增长，以致造成这么大一个总数。

三、清代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分析

在探讨清代中国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时，我们必须了解：十八世纪以后人

口速度大量增长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如此。例如英国在十一

世纪时约有一百五十万。据1377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英国人口不过二百

多万。177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计有五百五十万，可是到1801年就增为八百八十

九万多人。到1911年这两地人口又增为三千六百多万人。整个英国1801年有一千

○五十万人，到1901年增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十九世纪百年之间增到四倍

半，比我国还快。法国也是如此。在查理曼大帝时代这片地方就有七八百万，

到1700年还只有一千二百万。1801年举行人口调查，连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内共有

二千七百四十四万多人，1876年增到三千六百九十万人，1911年增到三千九百一

十万人。法国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尚且增长了一千多万，其它国家就更快

了。人们估计整个欧洲在1750年时约有一亿二千七百万，1800年有一亿七千五百

万，1882年有三亿二千七百七十四万，1914年增到四亿五千二百万人，比我国清

代人口增长还要快。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有二

亿三千万人，公元1000年有三亿○五百万人，1500年时有四亿四千万人，1650年

有五亿五千万人，1800年增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1850年增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

人，到1900年增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八世

纪先后起飞。

近代世界人口的飞跃得追述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和澳洲的发

现对世界人口的增殖起了四个方面的支持作用：一是这些地方大都是肥沃富庶

的地方，是人类繁殖的乐园。原来只有两三千万印第安人的地方，到1900年已

繁殖了一亿五千万人口。二是它容纳了旧大陆的大批移民，单是十九世纪由欧

洲移出的就有四千万人口，中国和印度向南太平洋扩散的也有一二千万人。旧

大陆剩下的人口又有了继续发展的余地。三是它给旧大陆（主要是欧洲资本主

义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肉类、饮料等生活资料。至今加拿大、美国、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主要商品粮食和肉奶场。这就使得像

英国、日本这样的耕地稀少的地方，人口也能很快地繁殖起来。第四它支援了

旧大陆以高产的农作物品种，最重要的就是玉米和草棉。它在旧大陆传播开

来，引起了人口的大量增殖。

玉米从美洲传出之后，并没有马上在我国大陆传播起来。玉米是在明代中

后期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到了清代才逐渐在南方传播。在四川它得到了空前的

大发展，所以取得了"蜀黍"的称号。后来青纱帐布满了北方平原，传遍了全国。

正是这种高产粮食作物蕃殖了大量人口。

于玉米配合起着养育人类的重大作用的是红苕、马铃薯、高粱、大豆和花

生。红苕原名"番薯"，它的引入更早。乾隆五十一年清廷曾下谕推广，长江以南

的所有丘陵山区差不多都种上了，成了贫苦农民的主食。马铃薯称"洋芋"，也是

远渡重洋由美洲传来的。红苕适合低地种植，而马铃薯则适合高寒山区。东北

人口的繁殖，高粱、大豆有很大功劳，而山东人口的增长不能抹杀花生的作

用。花生也是十六、七世纪才从国外引入的。过去中国有相当大部分的丘陵和

山地无法种植小米而一直保持蛮荒状态。现在玉米、红苕和洋芋一齐向高山、

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

到了清代，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了。公元1661年在大战乱后耕地面积曾萎缩

到五亿多亩，到十七世纪末恢复到了明代最高水平。1724年耕地面积（折现代

亩制）达十亿○二千九百五十三万多亩，到了清代末年增到十一亿五千六百万

市亩。

根据人口耕地增长之比率以及史藉中大面积单产资料的推算、二十世纪以

后的粮食单产统计数字、小面积高产水平的数据资料和复种指数等五个方面的

情况判断，清代全国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折现代度量衡制）已由明代的亩

产六、七十斤增到一百八十斤左右。

清代复种指数已达110%以上。

由于高产作物的栽培推广、耕地面积的扩大、单产的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升

高，所以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清代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致能够养活四亿多人

口，这是清代人口空前增加的物质基础。

除了高产粮食作物的引入和传播以外，当然还有其它各种生产技术的提高

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改善、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和赋税政策的改变等因素共同发

挥作用，才能使这些地方的人口特别迅速地繁殖起来。

特别应当指出，清代赋税制度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继续朝向控制生产

资料、废除人丁赋役方向发展。康熙五十年颁布了"自康熙五十二年后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的诏令。到了雍正时代，进一步实行"摊丁入地"。人口的增殖完全摆

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

四、民国时期的人口状况

民国人口可分为三个亚波段。一是1927年到1928年因北伐战争人口下降，二

是1936年到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人口下降，于是形成两个亚波谷和三个亚波段。

所谓"民国时代"实际上是两个大统一时代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动乱时代，内忧

外患，经常出现分裂，战争不已，国无宁日。但令人惊讶的是人口总数除北伐

战争和抗日战争开始两个时期有短期下降外居然不断上升，三十八年之间竟然

增加一亿多人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代战争是一刀一枪的砍杀，现在一颗炸弹可以炸死一大堆人，看来这更

残酷了。但其实不然，白起坑赵卒四十万、项羽坑秦卒二十万，一场仗下来，

伏尸数万屡见不鲜。现代杀人手段虽愈来愈精致，但相应的防御技巧也改善

了，人也巧了。民国时代的军阀战争，双方碰了一下，来上几个回合，下面将

士见势不对就溜，上面头目宣告"下野"，也就了事。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单是四

川一地，到刘湘"统一"之前，军阀们大小战争打了四百余次，较大的也有几十

次。可是打来打去，人口还在继续上升。我们原来论断的改朝换代之际的战争

要使人口下降，到近代也不灵了。清代后期的人口下降是在十九世纪下叶，

1911年到1912年交替之际人口仍在上升。军阀混战时代继续上升。以后八年抗战

和三年解放战争在中国人口史上都没有留下多大痕迹。看来是未经战火的区域

人口增殖之数完全填补了战区人口损失之数。还要看到，古代战争造成人口的

损失，主要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田野里。它破坏农业再生产过程，使人们成

千成万地饿死，而现代战争对人口的残害则多半限于战场之上。尽管工厂有关

门的，农田有荒芜的，但生产并未完全停顿，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现

代发生的几次大的战争都未能使全国人口减少下来。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以后都能经得起任何残酷的战争，更不是说现代战争在

任何国家都不会使人口减损。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就使许多国家人口大大

减少。打得太厉害了，再大的国家也受不了的。就是北伐战争打的还不算顶厉

害，也导致了人口数的下降。

此外，民国时代，全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封建纽带有所削弱。经

营地主愈来愈少，当地主的把土地都佃了出去，小农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上述耕地开辟和粮食产量上升等诸种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所以人口升势仍

旺。

五、工业人口分布因素的出现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基本反映

了农业的地理分布。在广大农业地区的中间，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无数集镇和小

城市。市镇上居住着手工业者、作坊主和手工工人、商业和服务行业的从业人

员、以及国家机关的官吏卒徒等。在全国范围内，在若干交通枢纽之地和产品

集散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大、中城市。但这种大、中城市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性和

寄生性，它一般是京都和府、州、县治所在地，大批消费人口象病瘤似的繁殖

在工商城市之内。因此它在经济上的社会功能不是太大的，所以一遇政治动乱

也救随之变化乃至消失。集中起来的城市人口也随之烟消云散，直到另一个稳

定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逐渐集中。所以几千年的城市人口总是集而复散，

散而复集。可见古代城市人口的集聚不存在绝对的趋势。大体说来在人口上升

的治平年代，市镇人口逐渐增多；而当社会动乱使总人口下降时，市镇人口又

因损耗和分散而减少。

可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年间新型的近代工商业城市逐渐发展形成

了。它是现代大工业的聚集地方，又是商业、金融中心，而且还是科学技术教

育文化事业荟萃之所，它具有强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它对政治力量的依附

性比以前大大削弱了。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它总是屹然而立，人口数扶摇直

上，城市人口比重随工业发展而不断升高。正因为人口分布有了这种新的因素

出现，所以二十世纪以后的人口地理分布中总有些"异样"。例如江浙地区、冀鲁

豫地区、武汉和重庆等大城市所在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人

口的增长都具有这种较稳定的上升因素。

六、解放后的人口增减情况

解放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我国总人口数

不断增加。具体可以分以下几个时期：

从1950年到1959年是第一个时期，前七年增长率除1955年和1956年人口数可

能偏低外，整个看来人口增长率是逐年上升的，有19‰增到将近30‰.1958年以

后增殖率有所降低。

1960年和1961年两年是第二个时期，人口没再上升。由于左的干扰，我国国

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人口数量必然受到影响。

1962年以后恢复也很快。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时期。1962年末人口数就超过了

1959年总人口数。1962年到1971年平均增长达26.1‰.特别是1963年、1965年和

1968年至1971年人口增加最快。

七十年代初期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当时的主要措施是宣传提倡晚婚，并

由各地基层组织采取种种"土政策"限制结婚年龄。以后又采取了每对夫妇限生二

人的政策，于是出生率逐渐由30‰以上降到20‰以下。特别是城市出生率下降

最快，1970年为21.92‰，1972年为20.10‰，1973年为18.09‰，1974年为15.08‰，

1975年为15.21‰，1976年为13.64‰，1977年为13.93‰，1978年为14.04‰。1979年

降为14‰左右，1980年降为10‰左右。由于出生率降低，增长率也随之由27‰下

降到14‰以下。

1980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时间的控制一度有所松缓，转而采取

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于是前些年因晚婚年龄限制而"积压"下来的未

婚妇女纷纷结婚生子，事实婚姻也取得了合法手续，加上1956年至1958年的生育

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都已进入育龄期，于是1981年和1982年出生率又回升到21‰左

右。

1980年9月以后各地认真贯彻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由于以后

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以户为承包经营单

位，集体福利事业有所削弱。于是一方面相当一些数量的农户渴求男劳力的再

生产，"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的思想作用加强了，这就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

阻力。而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控制产品分配等办法控制

生育，再加上育龄妇女的高峰期尚未过去。所以尽管计划生育部门作了大量工

作，1982年增长率仍有微弱的上升。1983年和1984年由于灾年期出生的女孩子大

量进入育龄期，加上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增长率曾下降到9.49‰。1984年贯

彻了特殊情况允许多生一胎的政策，增长率又回升到10‰以上。

七、解放后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在探讨人口增长原因时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

(1)解放后工农也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上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推

动了农业生产高潮。六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设有相当成就，近年在推广矮杆良

种，增施化肥，扩大灌溉面积和机耕面积等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所以在

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仍有所增长，并保持在一定高

度之上。可见粮食生产的发展能大体维持人口的增长。但如果听任人口数漫无

限制地增长下去，到后来也必然会发生困难的。

(2)解放后死亡率迅速下降。从民国时代起我国才开始有了一些出生率和死

亡率的调查数字。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民国时代人口死亡率并无显著降低。

我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主要还是解放以后的事。由于死亡率降到很低的程度，

以致20‰左右的出生率引起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3)建国之处对计划生育缺乏充分认识，也无经验，以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中在人口政策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失误。后来计划生育口号虽也提出来了，但并

无切实的措施。相反地，农村按人口分粮，保证了农村人口的迅速繁殖。直到

七十年代以后，人口已增到八亿多了才认真限制起来。但取消按人口分粮的政

策已是三中全会前后的事了。以致我们现在不得不吞下两个苦果：一个是总人

口发展过多；二个是1953年到1958年和1963年到1971年两个生育高峰期的形成。

由于前一个苦果产生了庞大的人口基数，以致很小一点增殖率都意味着数以百

万计的人口增长；由于后一个苦果，我们在这两个高峰期出生子女的生育周期

到来时，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巨大努力只能起到减少增殖率回升程度的作用。

八、人口膨胀的必然性

没有一个内地的中国人会认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

因为现代中国人口数量正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增长。但是他如果知道一点西

藏的人口史，或者了解一些法国和德国的人口情况，他的看法就会有所改变。

全世界现存的所有生物品种都是几十亿年的生存竞争中的优胜者，它们除

了各自特有的优势外，有一个共同的优势就是：都具有巨大的繁殖力。人类也

不例外。

繁殖力包括生育力和存活力两个方面。生育力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即假定

人类能够不受任何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得以毫无顾忌地繁殖的生理能

力。人类在"理想"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繁殖速度大大超过现实的人口增殖速度。这

就是说实际的人类增殖速度基本上不是人类繁殖的生理能力限制的结果，而是

各种外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的主观条件共同抑制的结果。

因此，马尔萨斯宣布："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应

该说他对生育力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的。不信你可以计算一下，只要年平均增

殖率达到28.12‰，经过二十五年就可以增加一倍。在我国人口史上，在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人口增殖率接近或超过此数的情况也是不

少的。如东汉初（公元57年～75年）达26.8‰，隋初（585年～590年）达25‰，

北宋（1006年～1008年）达28.46‰，1061年到1065年达31.74‰，元初（1279年～

1290年）达28.51‰，清初（1709年～1712年）达31.51‰，1734年到1743年达27.85

‰。至于分省人口超过28.12‰的增长速度，也有大量的事例。人口自然繁殖力

如果把人类卫生保健延寿的能力也算在内，那就可以说是愈来愈大。既然人口

史上已经找到高速度发展的事例，而且这种事例也是在各种抑制条件下实现

的，那么就应该承认，人类具有比已实现过的繁殖力更大得多的生理能力。就

是说，按照"不受抑制"的生殖能力，人类每隔二十五年不止增长一倍。

一些人口学家在研究人类繁殖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时，多数喜欢观察抑

制方面的那些条件，而不注意促进方面的条件。马尔萨斯神父看到，"大自然在

撒播生命种子方面表面表现得特别慷慨，而在提供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滋养方

面又相当吝啬"，以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僵缩在空间与食物限制这些"专

横的自然禁律"之下。人类的劳动生产能力在二十五年中要使消费产量增加一倍

都很困难。在次一个二十五年期间里不可能再使总产品增到四倍，所以他又作

了第二个"断言宣告"："估计到目前土地的平均状态，在最有利于人类劳动的条

件之下，大概不能使生活资料增加得比算术比率还快"。但他去世以前和以后的

世界粮食生产史都与他过不去。例如1949年到1976年世界小麦产量年平均增长

34.52‰，大米产量增长44.92‰，都是以比二十五年增长一倍要高的速度发展

着。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也并没有减少。看来这位神父的第二个宣告

也是保守的。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各个时期人类劳动生产能力总是有限的，对人类自身的

繁殖能力总是构成一种现实的限制。讪笑前人固然不是后人应有的态度。但从

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人类的劳动生产能力又总是向前发展的，因而给愈来愈多

的人口提供了生存条件。大自然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节俭。在没有那么多

实际的人口处于困境寻求生存之道时，它绝对不将更巧妙的生产诀窍泄露给饱

食终日的人们。同样，社会组织制度的改进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随着人类实

践经验教训的总结而缓慢地实现的。

所以我们不要单是看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人的主观条件对人口增长的

抑制作用，而首先要看到它的促进作用。为什么波动愈来愈激化呢？这首先是

反映了人类存活力不断加强，反映着人类进步速度的不断加快，也反映着不断

改善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主观条件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愈来愈强烈。即

使人口一时遭到重大损失也能迅速地恢复和超过。所以地球上人口发展的总趋

势是--增长。

九、总结

人口数量要随工农牧业再生产规模和结果的波动而波动，要随经济类型的

转变而变化，要受周期性的阶级斗争、上层集团争夺最高政权的斗争，民族之

间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影响而下降，要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还要承受变

动不定的自然条件的直接间接影响。总而言之，人口数量的增减要受社会自然

各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而这些影响人口增减的因素的消长又是变化无定的。

只有将来全球人类到达了能够完全实现计划控制的理想社会，人口波动规律才

能消失。

资料摘自--《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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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规模超预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社会和经济发展公告，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0%左右。但此次七普数据告诉我们，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4%。

从年度报告到普查数据，城镇化提高了4个百分点。

之前社会各界的“反城镇化”想法被重重打脸了。例如城镇化会带来社会风险、城镇化会峰顶、城镇化大概在60%左右就不会再进展了、城镇化的动力都已经没有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真正远超大家预期的结果是「人口流动规模」。

年度数据预告的流动人口规模是2.7亿-2.8亿，但七普数据之后，发现了人户分离统计口径的问题——只有当人户分离出现在县之间的时，才算作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了3.7亿。

换而言之，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比平常年度公布的数据整整多出1个亿，不能小看这1个亿，中国才14个亿。而且，去年10、11月人口普查的时候疫情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恢复，数据只会是低估的。

很多人认为城镇化人口流动已经到顶了，甚至有人说出现“农民工的回流”的情况，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从数据结果来看，跨省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也有很多人在幻想着中国的未来，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后，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中西部以后，人口回流了；乡村振兴运动以后，城镇化进程停止了；户籍制度改革不用改，改着改着他们也不来了。

但事实上这些仍是长期趋势，我们要放弃幻想。首先，我们一同看一下十年间的人口流向。

其次，我们再观察一下城市发展。

传统中国思维角度，上海是“一个城市”，城市达到2000多万后，便采取控制人口的战略。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来重新思考，通过这两个夜晚灯光图回答两个问题（参考图1）。

图1

——上海到底是不是“一个城市”？

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中国地级市、直辖市的范围基本包含着几十个欧洲、美国、日本定义下的“市”。例如，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横滨与第一大城市东京的距离是35公里，从上海的视角，其实是人民广场到松江距离。

但上海和周边的城市都没有连成片发展，在上海和江苏中间还有一道黑黑的边。

——广州和佛山是不是两个城市？

理论上，广州、佛山是两个城市，但通过灯光图，会发现广州、深圳、佛山呈现出「连片发展」的现象。

单独看广州和佛山，广州人口1800万，佛山人口950万，但广州和佛山人口总和是2818万，超过上海。广州和佛山的关系可等同于上海浦东和浦西的关系。所以，上海如果真要控制人口很容易，让浦东独立。

再看深圳和东莞，分别是1000万和1700多万，人口总和是2800万左右，也超过上海。虽然深圳和东莞的面积总和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二，但是深圳和东莞之间也无自然边界，完全是连接状态。

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重新回归思考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发展」，并延伸至中国对其他大城市人口发展态势的判断。具体看一下上海的人口结构：

1.上海60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占比23.38%，15到59岁的数据上海占66.8%。上海在人口出现老龄化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却高于全国平均值。换言之，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上海补充劳动力。上海劳动人口中超过一半是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超过一半的外来人口”不包括已经拿到上海市户籍的外地人。

2.与此同时，上海0到14岁学龄人口占比仅9.8%，是全国唯一一个低于10%的地区，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0到14岁的比重和15到59岁比重支架的差额反映什么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背后反映的是「少子化」问题。大量打工者在上海打工，但上海没有接纳他们的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这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根据测算，中国留守儿童的20%，其父母在一线城市工作。

这是非常明显的冲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补充；另一方面，对外来人口的子女公共服务、教育不足。

主持人刚刚提到“中国家庭规模降到了3亿以上“，很大程度上便与人口大规模流动有关，人口流动以后导致了家庭的分居，尤其是年轻一代和父母分居。

总之，发展一定会带来争议，争议也是让大家对未来人口流动的趋势做出有分歧的判断。

02/

人口流动=区域发展不平衡？

提到人口流动，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背后的原因，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动就意味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吗？我们关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到底在关注地是总量不平衡还是人均不平衡？

我们口头上谈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指“总量”，如果换“人均”角度，我们观察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首先，最明显的便是南北差距，2020下半年中国还掀起了一场关于“南北差距”的讨论，坊间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是“南宋地区”，这种视角仍是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差别。南宋地区是中国经济条件最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增长速度快完全是意料之中。

图2

然后，我们再看人均数据（参考图2红线）——中国北方城市的人均GDP除以南方城市的人均GDP。改革开放的起点比值在1.5%左右。回到40年前，主要因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城市重工业的发展，人均发展水平大幅领先于南方。经过40年发展，90年代中期时，南北方基本是“1”，完全是平衡的状态。所以，从人均角度来看，南北差距基本不存在。

如果承认现在南北方有差距，我们需要思考差距的来源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南北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地理问题。中国南方拥有大江大河，尤其是长江，我把长江武汉以东的沿江港口+舟山+宁波+珠三角地区的大港口从南方样本里拿掉，当我把港口样本拿掉以后，南北差距又回到1的水平（参考图2绿线）。

通过亚洲船舶地理位置分布卫星图，不难看出：长江的力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格局非常重要的因素，长江经济带占中国GDP的40%。这依旧是未来中国区域发展、人口流动空间布局的决定性因素。

03/

未来中国发展，在聚集中走向平衡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美国、日本的比较，先看美国（参考图4）：

蓝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数据非常高。说明美国GDP集中在少数地方。

红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也很高。说明美国人口也是集中在少数地方，这也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黄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非常低，在人均意义上几乎是平衡发展的，虽然高度集聚。

图4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当人口和经济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的时，人均会怎么样？这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时很大的盲点。

日本与美国相似，蓝线是日本城市和城市之间的GDP总量差距，虽然不如美国高，但也很高。红线是人口规模差距，与美国一样也很高，这两条线挨得很近，所以日本的城市和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和美国一样，非常低。

我将此称之为“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地理条件差异比日本要大，甚至超过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GDP高度集中，而是红线所代表的人口集中程度远低于GDP的集中程度，这就导致地区间人均GDP的差距。

人自然会往收入高的地方流动，虽然中国人均GDP差距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但是黄线在慢慢下降。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因为红色的线在慢慢上升。换而言之，人口流动过程中，当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的时候，人均GDP规模在缩小，这就是“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趋势。而且会是长期现象。

在看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对比（参考图5），蓝色柱子是美国每个州占GDP中的份额，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前三个州占有美国GDP的30%。

红线是美国每个州在全美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高度集中的，并且每个州的人口份额和GDP份额几乎是一致的。并且美国会出现区域中高度分工，人多的地方发展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人少的地方做大农场、旅游业、自然资源型的产业，区域之间实现协调发展。

图5

以美国作为对比，中国出现的情况却是蓝色柱子和红线的不一致（参考图6）。最近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我的合作者用最近七普数据做了图，与目前的图进行对比，趋势表明线已经慢慢向柱子靠拢，每个省份的人均GDP慢慢趋于均等化。

图6

目前为止国家还未公布全国范围内完整每个市、每个县的人口数据，所以没有办法做图。我们通过2015年的小普查（参考图7），观察一下中国人口流动方向，红色表示是人口流入，蓝色是表示人口流出。人口流入的地方就是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

中国中西部周围，红色地方大量集中的主要是省会城市，以及少数经济发达但不是省会城市，比如大连。越是远离沿海、远离中心城市外围，人口流出越多，人口是负增长的。

图7

展望未来，我的做了预测（参考图8）。假设到2035中国可以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未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人口会是中国的集聚点，越是远离中心城市，人口相对较少。中国人口在中西部围绕着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布局，圈较小的区域会成为人口负增长的地区。

这是不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根据预测，当未来中国人口分布达到这样状态时，中国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将缩小到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中国会成为了现代化国家——效率和区间协调发展兼具，人均GDP水平几乎一样。

图8（暂未包括领土港、澳、台地区，圈越大意味着的人口越多）

04/

应对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改革要下决心

面向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布局大变化，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放弃幻想，下定改革决心。今天所看到的趋势不是短暂的，也不要再认为未来城市化会逆转、农村回流等等。今天的制度要为人口的长期流动而准备，而不是做好要回流的准备。

应对目前的人口空间布局，我的几个想法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2020年，在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里，明确提出要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和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建立起户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计互认。

接下来，在城市群内部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以珠三角为例，在其他地方待了五年，又在广州待了三年，在广州申请积分落户的时候可以累计为八年，意味着在城市群内部可以逐渐实现积分落户的同城化，方便人口自由流动。

未来的中国将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籍制度，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

面对「七普数据所体现出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跨地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可为制造业、服务业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在总量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空间布局变化，可以延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口红利。

“十四五”期间国家明确，要重点推进在城市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积分落户标准里社保缴纳年限和长期居住年限在积分落户中的权限。慢慢调低教育标准，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落户创造条件。

“地随人走”成为趋势，超大城市需摆脱“开发强度”桎梏

当人口逐渐自由流动，并且出现流动趋势的时，土地制度也会发生变化。

去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土地计划管理，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为优势地区提供发展空间。

这意味着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居住土地供应。

这已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重视，是多年呼吁产生的政策变化。从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两会期间，都单独提到「要在土地和住房政策要一城一策，应对特大城市的住房供应问题」。

收缩城市和农村减量规划

建设更多的商品房和公租房，也已转化为中央政策，在大城市里要增大住房租赁房的供应，并且在用地的供应商倾向于租赁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房。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对类似的城中村等低城市居住形态增加包容度，使得低收入的群体在城市里落脚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

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

中国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流动更加自由」，着眼长远，还是要靠教育。

根据OECD国家数据显示，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14年，而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以上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年左右，距离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低了3到4年。

补足差距还需要回归于高中阶段教育，大量农民工群体接受的是初中以下的义务阶段教育。

中国如果要提高人力资源水平，迈上人力资源大国，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要提高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投入。因为哪怕没有义务教育十二年，城里人的孩子肯定要读高中，至少是职业教育高中。

但大量农民工群体的孩子教育是放在老家好，还是放在父母所在的城市？

农民工群体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答案，在长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村户籍的父母，即使不能把孩子放在所在城市接受教育，也会削减脑袋把孩子送进老家所在的县城地级市、省城读书。如果接下来再不顺应这样的需求增加教育的投入，就不利于把下一代人力资本进行提高，建设人力资源大国。

很多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话，在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可以提高公平。这也是对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孩子的时候要进行教育，提高教育公平性。

但是当大量人口已向大城市集中时，同样的投入借助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回报。

研究发现进城时间越早就对城市的融入越好，就有越高的概率进入到现代服务业工作，就有越高的概率进行企业的创业，收入就更高。

农民工进城问题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问题不止是教育的问题，而是顺应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让农二代、农三代尽早进城融入城市的问题。否则我们耽误的不仅是教育，耽误的是农民工进城对社会的融入，以及对未来中国现代化成果的分享。

由此一来会出现对教育的需求，超大城市一定要结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加大投入。在人口流入大城市会出现大量建学校的需求，尤其是高中，今天的高中阶段教育仍然不向着外地人孩子进行开放的。

最为痛苦的一种情况是有很多来人口孩子出生在上海或北京，如果学习成绩差就算了，读读技校甚至不读了，初中毕业直接工作，但是如果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回到老家当地教育不对接，留在大城市，体制却不能接纳这样优秀的农二代读高中，进入大学教育的。

如果不重视，将来大城市可能会没有学校用地。

例如，深圳对外地人非常开放，前些年户籍制度相对比较宽松，但深圳突然发现他想去接纳外地人的时候，造学校的地没有了。怎么办呢？可以想办法让闲置的商务楼转化为学校，教育部门说操场建在哪里？深圳说可以学香港的经验，把操场造在楼顶，但教育部不许。

不止于北京、上海，也包括苏州、昆山这样的地区，如果不进行公共服务的投入，等到哪一天要进行公共服务投入的时候，建学校的用地可能都会没有。医院可以改商务楼建医院，但学校很难。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深圳“改革倒退“，把户籍申请落户的门槛提高了。

收缩城市和农村减量规划

一个地方人口增长，便会带来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口流出。人口流出的地一类是农村，另一类是收缩城市。收缩城市是指如果地区连续几年人口负增长。

很多人想着在人口流出地加大投资，认为未来要回流。我劝你早早放弃幻想，人是可以流动的，当你在老家投资的时候，中国还有其他发展的更好的地方，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服务质量在提高、环境在改善。

根据我们的估测，今年人口负增长的地区未来基本全是负增长，一部分人口持平的地方也会逐渐转为负增长。

——收缩城市和农村未来的发展就要有准备

特别是在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逐渐城市化，比如像上海的周边、长三角逐渐城镇化，特别是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要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提高农村发展的机会，同时增加住房供应，缓解住房短缺的问题。

法律上已经允许做了，但是在政策层面还存在保守势力，目前还没有全面推开，处在试点状况。我相信一件事情写在法律里，并且符合城市化未来发展趋势的话，大家不用太担心，只是时间问题。

——人口净流出的地方需要做好几点准备

如果这个地方是远离大城市周围的，相对边缘的地理条件不太好的地方怎么办？

1.建设用地可用来跨地区交易，全国层面将建立《全国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建设用地复耕为农业建设用地所产生的指标交易平台，如果欠发达地区有些指标用不完或者农村经营建设用地复耕为农业用地产生了一些指标，指标可进行跨地区流转。

2.减量供应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造了很多路，造好了以后没车跑成了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如果不做减量发展，路还要继续投入、继续维护。做减量发展的话，路可以省钱了，减少支出压力。当道路变窄的时，建设用地恢复成农业用地、生态用地。

3.注重公共服务投入的公平性和效率。农村地区人会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只剩一位老人，是否有必要在那里建养老院。国家层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务要向中心城区集中，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及效率，在效率和平等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

4.深化改革农村土地，今天仍有很多想法都在为农民工回到农村做准备。要放弃幻想，农二代、农三代，农三代对农村基本缺乏概念，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绝对不会回去，我们为他们留在城市做好准备。

他们离开后，农村怎么办？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担心的问题。

农业用地已经可以在既有的产权安排下进行流转、转包、规模化经营。重点是宅基地，今天所实行的改革是所有权、承保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农业土地改革，接下来改革要思考的问题是宅基地的属性和权利是否变成让农民分享交易和受益权。

迄今为止，农村宅基地仅仅允许在同村的村民进行交易，在贫困或极度贫困地区允许即将倒塌的闲置的宅基地转为农业用地，把宅基地所对应的指标进行整理，进行跨地区、跨省的流转。

相信随着农村人口进一步城镇化、进一步负增长，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宅基地出现闲置，闲置的宅基地如何转化为指标进行跨地区的配置？一方面让人口流出地（特别是农民）享受城镇化分享的收益；另一方面让人口流入地有更多的建设用地进行产业发展，容纳更多的人口将是接下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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